《自我革命，刮骨疗毒》斗争精神｜重庆燃气风波，燃气走快了，财政走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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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很贵

　　关于燃气并进一步延伸到公用事业方面的讨论，实际上与我们每个城市居民甚至全体国民都息息相关，本质上还是地方财政问题与央地关系问题的延伸。笔者今天来谈谈这个话题。

公用事业的成本

　　燃气属于和电信、电力、自来水、垃圾处理、教育、医疗等行业具有共同特点，按照我国社会价值观都属于保本微利的社会公用事业。之前，有一些说法认为，随着城市化发展走向“下半场”，诸多公用事业原先寅吃卯粮问题和隐藏在土地出让金中的账单将逐步矛盾显现，转嫁给居民。

　　从逻辑上来说，这样的说法毫无疑问具有令人感到合理的成分。我国乃至推广到全人类的范畴来说，往往把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顺着时间推延至未来。作为公用事业的燃气，前些年，随着城市化起步和基建发展的要求，资金紧张的局面下将各项费用加以展期是不得不为，而随着城市化深化和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操作又被自然顺延。当下经济发展企稳、高增速转段中速后，原先摊销的费用就迎面撞上了一堵墙。因为增速下滑后，各类费用会直接受营收增长影响。

　　而另一方面的房地产影响，仅以本号来说，自2018年以来开始讨论房地产问题，到现在六七年时间，不论是介绍地产的政治经济学、批评高房价、批判地产行业等相关文章已有数十篇，而一个基本的共同理论是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相关的金融活动让地方政府进行了土地开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以及公共服务日常运维（包括人员）。

　　以笔者较为熟悉的杭州和西安的财政预决算来看，两座城市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的顺利和人口流入的持续，在公共预算收入方面都有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在全国来看都属于较为优秀的代表。然而，饶是如此，去年和今年杭州市和西安市的财政运行日常处于极度走钢丝的“紧平衡”状态，究其原因是因为土地财政下滑速度过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非常可观的杭州和西安犹是如此，其他地区更不待言。

　　公共财政四本账分别是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我们熟悉的土地出让金就属于政府性基金，在广大二三线城市，其收入在前些年最高时期几乎可以和第一本账一般公共预算分庭抗礼。自“三道红线”后我国房地产业的根本预期发生了大幅改变，第二本账“断头”“腰斩”乃至“脚脖子斩”，这是短期内难以填补的，不论是某系地方试图用乱收费（属于一般公共预算中的非税收入），还是国资体系发达地区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都暂时难以填补的。

因此，当财务收入大幅下降后，现金流就出现了紧缺，部分环节自然会出现断裂。去年以来诸多地方政府性项目工程欠款，大范围的“三角债”，一些地方的公交车开始停运，乃至某地出现自来水安全问题，都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从全国来说，除京沪深和中西部人口少、纯吃转移支付的贫困、边远地区外，其他直辖市、地级市、县和县级市都普遍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从这两个层面来看，我们的微观治理层面——城市，遇到了公共预算约束这只刚性之手。前些年广义的政府财政客观且连年增长时，政府对公用事业出现问题往往愿意“掏钱息事宁人”，以免引起负面舆情、群体性问题和群众不满，而现在，难为无米之炊的地方政府，则不得不直面问题的产生和发酵。

　　尤其是我们追溯前身，重庆燃气原由地方国企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后者于2022年4月申请破产重整，央企华润集团通过司法重整以战略投资人身份介入，至2023年1月，重庆燃气公告，华润燃气成为重庆燃气的间接控股股东，而重庆市也在去年11月和今年1月被反复列入“红线12省市”，其公共财政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次重庆燃气问题，大概就是当地方在公用事业遇到问题，试图解决却又财力上受阻时，找到了某个外部国资来背起来责任，然后这个外来的“客”承接责任时也想减少些损失，但初来乍到又缺乏明确规范，头脑发热而将存留问题完全“市场化解决”，用歪脑筋来应对大问题。这一点上看，或许成都的燃气问题是因一母同胞而被重庆的燃气传染，也是其来有自。

　　而一旦舆论发酵，闹大了，不管人是谁的，先把锅背起来，这也就是当地燃气集团一把手先免职的原因吧。而地方政府的调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用技术性原因、客观因素化解了燃气集团被高度质疑的计价因素，以政府信用为之背书，这恐怕也是由于外部国资是来帮助当地化解燃气集团负债、背上责任，当地就不得不设法减少针对外部国资的舆论质疑压力。不过不管是谁，舆论发酵后居民的燃气表恐怕是可以安全一段时间了。

重庆燃气风波，燃气走快了，财政走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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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