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只要党的地位至上，一切牺牲都是合理的，包括经济牺牲”

大炮勇男1

奥吉尔写道，前白宫中国事务顾问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在2023年10月9日的《金融时报》上对习近平主席十一年的清洗成果进行了盘点：“六名政治局委员，三十五名中央委员，六十名将军，可能还有几百万名地方干部。”

然而，通常被视为纯粹技术调整的此类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奥吉尔指出，在马列主义传统中，党的地位高于一切，所以，一切的牺牲都是合理的，包括经济层面的牺牲。为了捍卫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力，习近平主席似乎已经准备好彻底放弃四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

奥吉尔把中国的情况和当年的苏联进行了对比。他写道，在1920年代的苏联，列宁所倡导的新经济政策（NEP）使饱受内战和饥荒打击的经济得以自由化，并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复苏。同样，在中国，邓小平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后走出了困境。

随后，共产主义社会出现了新的非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在苏联，是“尼普曼（nepmen）”；在中国，是私营企业家，其地位在中国开放十年后于1988年在宪法中得到承认。在苏联和在中国一样，最赚钱的公司往往横跨公共和私营两个领域。重叠往往会导致党的权力受到侵蚀，在苏联，尼普曼与苏联精英之间走得近，让苏共猜疑。

“老虎苍蝇一起打”

1920年代末，成为苏联唯一主人的斯大林，突然停止了新经济政策。苏共中央纪委随后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资本主义分子勾结”清洗行动。几个月内，苏共党员就少了11%以上。在新经济政策下获准投资的外国公司（德国、美国、英国等）成为了目标。

在中国，也是这样，共产主义精英与新兴私人资产阶级的勾结也导致了越来越强烈的不信任。

习近平刚一上任，就对邓小平的遗产提出质疑，并发起了反腐败运动：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是一次全社会范围内的清洗，从政府成员到“小”公务员，从党的高层到普通党员。曾经受到共产党宠爱的私营企业家现在成了瞄准镜瞄准的对象：比如：阿里巴巴的马云；华兴资本的包凡；腾讯集团的陈少杰，等等。

2023年，随着中央金融委员会的成立，管控进一步加强了，不仅涉及所有的货币金融机构，也涉及央行！新的中央金融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党中央委员会，其重点任务是监管金融市场。监管越来越严：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禁止干部投资私营企业。

歧视性做法

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韩国或日本等外国投资者正在进行供应链多元化（所谓的“中国+1”战略），同时调整投资方向。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1日，2023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金额是49亿美元，是26年来的最低水平。

2023年9月，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在上海指出，中国近期就反间谍法、新外国关系法和一系列数据法规做出的修改，造成了歧视性做法。

其影响是立竿见影的：美国咨询公司盖洛普、贝恩、凯盛、格理集团等被迫要离开。现阶段，欧洲针对中国的降低风险战略（“去风险”）与美国的“脱钩”战略已不再有什么区别了。在《2023/2024立场文件》报告中，中国欧盟商会向北京提出了至少1000项可能改善营商环境的“建设性”措施。许多投资者想知道北京当局通过外国公司重振经济的真实愿望是什么。

进一步加强只有一个人领导的党的权威，这是否还能够与繁荣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呢？奥吉尔认为，如今，这一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2021年房地产危机的爆发就表明了这一点，因为，两年来震动中国经济的冲击波的首要根源，是习近平决定不再支持房地产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