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叼翻了 于 13-8-2015 06:05 PM 编辑
续上:
后来潘建伟回到科大工作,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人才缺乏。为此他自己继续到国外开展合作研究,同时有针对性的选派学生跟随自己或送到欧美各个先进研究机构学习。派出去的每个人做不同的方向,回来后互相取长补短,团队逐渐成形,就一点点显现出了合作效果。2015年,潘建伟研究组在《自然》上发表题为《单个光子的多个自由度的量子隐形传态》(Quantum teleportation of multiple degrees of freedom of a single photon)的封面文章,把量子隐形传态的体系从一个自由度扩展到了两个自由度。用《道德经》的话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997年实现了道生一,那时潘建伟还是博士生。2015年实现了一生二,这时他已经是量子信息的国际领导者。潘建伟团队从当初的单方向派人去海外学习,已经变成有来有往,目前有2位外籍教授、6名外籍留学生,分别来自德国、法国、加拿大、巴基斯坦等国家。 潘建伟院士 我们来比较一下拉比、鲍林和潘建伟。他们的成长道路很相似,都是先到先进国家学习,然后回国建立团队,把本国提升到先进水平。有些过于保守的人反对出国留学和对外交流,认为关起门来自己搞才是正道,这固然是错误的。但更多的人是过于悲观,认为中国永远都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不可能搞好科学,这就更加错误。我亲耳听到过地位很高的人言之凿凿地说“中国人不会创新”,这种人的危害比保守派要严重得多。正确的态度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如果说中国没人才,那么耐心培养不就是了?以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勤奋程度和天分,只要按照科学规律做事,持之以恒地投入,没有做不成的。
科技新闻在你身边 对以上各个结论,人们有一些常见问题。下面我们来拟一个答客问,解释一下若干常见的误解。 问:中国的科学已经这么厉害了?我怎么感觉不到? 答:因为你没有关心这方面的消息。如果你关心的话,就会看到很多。例如2015年3月,理化所和清华大学制备了一种液态金属机器人,含镓的液态合金吸收一小片铝以后,就可以在电解质液体中运动很长时间,能够蜿蜒前进和变形,被比喻为终结者。 2015年3月,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和天津康希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发出了2014基因型埃博拉疫苗,针对性强,稳定性好,并具备大规模生产技术条件,优于美国、加拿大的需零下80度冷冻保存的1976基因型疫苗,已经治愈了一名英国女兵和一名意大利男护士。 2015年4月,科大建成国际最先进的反场箍缩磁约束聚变实验装置“科大一环”,我为此写了篇《科普核聚变》以及补遗。2015年5月,中国科学家研发的脱细胞角膜基质“艾欣瞳”上市,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完成临床试验的生物工程角膜,为全球6000万角膜盲患者带来复明的希望。2015年6月,南开大学制备了一种特殊的石墨烯材料,用光一照就可以运动,包括太阳光,这是世界上第一种这样的材料,可望实现光驱动的飞行。固然中国的科学宣传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但你如果闭目塞听,只关注明星八卦、飞短流长,那即使有再多的科学成就,你又怎么会注意到呢? 人云亦云与取样错误 问:中国的科学界不是黑幕重重吗?中国的科学体制不是僵化落后吗?中国的科学成果不都是造假的、花钱买的吗? 答:中国这么大,科技人员这么多,自然难免有阴暗面。美国也是如此。但你如果以为全都很阴暗,那就大错特错了。向一流期刊投稿时,审稿人水平很高,而且卡得很严,一心想挑出你的毛病来把你拒掉,造假的有多大几率过关?至于说花钱买,就更可笑了。不要说一流期刊,二流的你去买一篇看看?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当然,有些低级的期刊上会有一些甚至很多低价值的以至造假的、花钱买的文章。不过学术界都知道这些期刊水平很低,不会把上面的文章当成像样的学术成果。向一流院校求职时,低级别期刊的文章不但没有正面作用,而且有负面作用。总之,把科学界当成商场官场,是无知无识者常犯的毛病。科学是最客观、最公正、最富智慧含量的人类事业,许多在别的领域适用的在科学中是不适用的。 至于说中国的科学体制,当然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这个体制毕竟实现了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可见总体上还是成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体制再好,没钱也干不成事。用飞机来打比方,体制好比机身布局,投入好比发动机。发动机推力不够,再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机身也飞不起来。推力够了,一块砖头都能飞上天。投入不足对中国科技的损害比体制问题大得多,许多被一般人归结为体制问题的,其实是投入不足造成的。人云亦云地谈论体制问题,是缺乏技术含量的无聊行为。 问:(某人对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评论)我的天……最后一节完全不敢苟同……估计全世界都公认中国学生是最聪明最勤奋最守纪律的……可是……那又怎么样呢?看看现在的中国,问题难道是出在人还不够聪明身上嘛?麻木冷漠的国人,专制独裁的体制,没有大无畏的勇气挑战这个社会的世俗,再聪明的学生也只是百无一用。 答: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观点。它反映了一种很典型的错误思维模式:取样错误。许多人看看自己和身边的人,觉得都不怎么样,于是就对范围大得多的问题丧失了信心。但是别忘了,搞科研的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最聪明、最专业、最有好奇心的人,社会中最先进的少部分人。你不能根据身边没人能百米跑进11秒就断言全国都没人能做到,同样也不能根据身边没人能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就断言别人也不能。其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普遍现象,如果你身边的人水平都不高,那很可能是因为你的水平就不高。 许多领域都符合“二八定律”,即20%的人干了80%的事。对于科研,这个比例相差得只会更高,比如说10%的人干了90%的事,甚至是1%的人干了99%的事。罗兰在《为纯科学呼吁》中说:“在自然界中有一个即使民主也不能改变的事实是:人是不平等的,一些人有(聪明的)大脑、一些有(灵巧的)手。对平等的空谈不可能推翻这些自然的规则。”许多人从来没见过科研工作者,这很正常,但这并不妨碍科研工作者做事。印度的文盲率比中国高得多,还有神奇的种姓制度,可是人家不照样探索火星吗? 星空与导弹 问:中国发了这么多所谓高档次论文,对生活有什么影响?纯粹是骗经费的! 答:这也是一种很典型的观点,它反映了很多人的浅薄和傲慢。 首先,人类的追求不只有物质生活,好奇心与求知欲也是基本价值。超越功利的理性思维是一种高尚的乐趣。你完全可以低头看路,但不要冷嘲热讽那些仰望星空的人。 其次,基础研究决定了人类能够达到的上限。弓箭用得再好,也无法对抗导弹。《三体》里三体人用智子扰乱地球人的粒子物理实验,阻止了地球人粒子物理的发展。由于粒子物理是一切物质科学的基础,地球人就被锁定在了当前的水平上。其实三体人的科技水平并不比地球人高太多,可能只高一个级别,在神级文明看来两者都是秒杀的对象,但高这一级就足以碾压地球人了。 再次,基础研究的效果要通过应用研究、生产试验、工业生产等多个环节,才能传导到日常生活。确实不是立竿见影,但这绝不是轻视基础研究的理由。正如罗兰在《为纯科学呼吁》中所言:“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并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更富裕吗?但我们忘记了这样的事实:他拥有面包,这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当然,中国的传导机制还不够通畅,成果传化率还不够高,在这方面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然后,中国的基础研究已经对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李振声的杂交小麦养活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口,屠呦呦等人的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疟疾患者,师昌绪的材料学研究大大提升了航空发动机的性能,徐光宪的稀土化学研究是中国稀土工业的基础。看不到这些的人,是自己目光如豆。 最后,骗经费的人有没有?有,例如伪造“汉芯”的陈进。我们对骗子及相关负责人处理太轻,这确实是很令人气愤的,需要大力加强打击学术不端的力度。但合理的结论是打击假的,支持真的,有些人却要把孩子连洗澡水一块倒掉,那就太荒谬了。 诺贝尔奖情结 问:中国为什么还没人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答:其实得过了,杨振宁、李政道1957年拿奖时还是中国国籍。当然,如果把问题改成“为什么还没有新中国培养的人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那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了。对此简短的回答是:不要急,会得的。诺贝尔奖授予的是经过检验、得到公认的成果,往往是几十年前做出来的。日本近年来多次获奖,是因为日本在20世纪80、90年代科研经费高速增长,获奖者的成就大多是那些时候做出的。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如薛其坤等人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杨振宁认为这是诺贝尔奖级别的,而且还在不断产生新的重要成果,如最近的预测和发现外尔费米子。可以确信,几十年后一定会出现中国科学家获奖的高潮。至于具体什么时候得,谁因为什么成就得,那就很难预测了。 重要的是,现在的基本图像是百花争艳,不能确定哪一朵最先绽放,而不是只有一两朵,即使绽放了也不代表春天到来。在诺贝尔奖问题上,有些人处于悲观的极端,认为中国永远得不了(体制问题!),而另一些人处于愤世嫉俗的极端,声称诺贝尔奖纯粹是西方的阴谋。这话用来说和平奖、文学奖或许可以成立,但用来说自然科学奖就离谱了。不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耐心点,自信点。葡萄是甜的,而且你必然有吃到的那一天。 诈唬也是一种战术? 问:听说过去几年美国突破了许多关键性技术,中美实力差距再度拉开了? 答:这种说法是典型的以偏概全。中美这样的大国,都不断有许多进步。只提美国的进步,假想中国停着不动,才会得出这种离谱的结论。固然可以举出美国突破的许多关键技术,但同样可以举出中国突破的更多关键技术。对于这么大规模的问题,凭印象举几个例子是不够的,需要定量统计。前面列举的各种数据就是统计。任何没有预设结论的观察者都会看出,中美差距是在缩小而不是拉大。相信这种奇谈怪论的,说到底是对科技了解太少,对美国迷信太多。即使出于亲身体验对中国有了些信心,但信心还很微弱。一听到有人鼓吹美国不可战胜,第一反应就是习惯性的相信,膝盖立刻就软了。败军之气,累世而不复,说的就是这种心态。治疗方案:多学习。 俄罗斯的正面与反面 问:俄罗斯的国际论文发的少,是因为他们不屑于在英文杂志上发文章。俄罗斯的科技比我们强得多!更加以人为本!中国的高档次论文超过俄罗斯,是耻辱而不是荣耀! 答: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错误论调,错误在于混淆增量和存量。如前所述,我们爆炸式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某些领域科技的存量可能还不如其他一些国家,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但是在各种增量指标上,我们远超俄罗斯。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把这当耻辱的人,心态太扭曲了。 俄罗斯的优势基本只剩军工、航天和资源开采,这都是苏联时期的老本。在其它大多数领域,俄罗斯已经显著落后于中国。一个非常有讽刺性的例子是,中国一汽与俄高尔基汽车集团成立合资企业,在米亚斯乌拉尔汽车制造厂组装解放牌卡车。一汽是当年苏联援建的,结果现在老师不会造汽车了,只好请学生帮忙。就像《倚天屠龙记》第24回里,张三丰听说少林派被灭时,把百年前郭襄送给他的演示罗汉拳的铁罗汉交给俞岱岩:“你日后送还少林传人,就盼从这对铁罗汉身上,留传少林派的一项绝艺!” 苏联解体后经济崩溃,俄罗斯科学界遭受了一场大劫难,许多科学家不得不离开了科研,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普京上台后虽然有所改善,但投入仍然很不足。我认识的一位经常访问俄罗斯的老师说,俄国的科研人员大都是50—70岁的,年轻人很少。因为科研的收入太低,年轻人大都在外面打两份三份甚至五六份工,编程序之类。这样还愿意搞科研的,只能说是真爱了。科研人员外流很严重。再过10-15年,老的退了,新的补不上来,要完的节奏。中国的情况正相反,每年毕业的博士硕士是世界第一多,在学术圈内找工作成了一大难题。好的高校、研究所的位置基本都填满了,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单位也在快速提高标准。 有人说搞科研不需要很多钱,俄罗斯仍然有很多成就,举出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的例子。他证明了庞加莱猜想,却是个避世隐居的怪人,从来不拿国家的研究经费,连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都拒绝去领。但是这个例子很偏颇,因为数学和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自然科学不一样,数学命题无法用实验来证明,只能靠数学家的头脑。所以无论钱多钱少,所有的数学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数学方面的民科特别多,宣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不计其数。自然科学就不是这样,实验是对理论最终的判决,而现代的实验是非常烧钱的。拿个试管在自己家里就能做出重大发现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粒子物理的加速器花钱是以百亿元计的。即使你只做理论,不做实验,现代的理论研究也往往需要大量的计算,我的专业理论与计算化学就是如此。这些计算不是拿纸笔能够完成的,需要很多硬件软件,这也是不菲的花费。俄罗斯由于缺人缺钱,科研每况愈下,这是明摆着的事。 至于说俄罗斯以人为本,就更是笑话了。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是70.16岁,低于中国的75.15岁,酗酒的、贩毒的、走私军火的一大堆,叶利钦时代差点连核武器都偷卖给黑帮,真是相当的以人为本哪! 科研的总量与人均 问:中国的人口相当于俄罗斯或日本的10倍,发表论文数达到他们的10倍了吗? 答:没有达到。问题是,按照人口平均计算科技成就的意义很小。科技成就不是实物,而是知识。苹果这样的实物给别人就没有了,知识却是可以无限复制的。很多知识还必须配合在一起才有用,好比你只知道怎么造返回舱,那么还是造不出飞船。所以对于衡量国家实力而言,科技的总量比人均重要得多。 当然,如果要论科研人员的效率,人均指标是重要的。我们的人均指标确实不如俄罗斯、日本以及很多其他国家,需要大力改进。不过这里要强调一下,首当其冲的改进是质朴无华的增加投入,而不是人人都想指点两句的体制问题。我们的人均科研投入比许多国家少很多,这是人均产出比他们低的最直接的原因。现在已经有人在问:我们给大学投资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世界一流大学?是不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滑稽。你觉得投资很多,那是跟自己以前比,横向跟世界一流大学比一比,还是比人家少得多。 《史记·滑稽列传》里有个故事:楚国大举进攻齐国,齐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请救兵,让他带上礼品黄金百斤、驷马车十辆。淳于髡仰天大笑,把帽带子都笑断了。齐威王问:“先生认为礼物少吗?”淳于髡说:“何敢!”齐威王问:“这么笑难道有什么说法吗?”淳于髡说:“我从东方来,看见路旁有祭祀田神的,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贫瘠旱地的收获装满筐笼,低洼水田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丰盛满家。’我见他的祭品少而想要的多,所以笑他。”于是齐威王把礼物增加到黄金千镒、白璧十对、驷马车百辆。淳于髡告辞起行,到了赵国。赵王给他精兵十万,战车千辆。楚国听到消息,连夜引兵而去。我们还要被当代的淳于髡仰天大笑吗? 客观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科技成就 问:中国重大的科技成就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如两弹一星、沙眼衣原体、牛胰岛素、杂交水稻、青蒿素、哥德巴赫猜想的1+2。改革开放30多年,论文发了一大堆,有什么比得上毛泽东时代的成果? 答:这种观点虽然错误,但比前面的几种观点还是要高明不少。因为它举出了若干项真实的成果,并且讽刺了“科学的春天”80年代,那时由于“向钱看”的社会风气,经费不足,脑体倒挂,许多科研人员流失。 毛泽东时代科学家们的爱国精神是一座永远的丰碑,如我就读的科大化学物理系的创始人郭永怀先生(1909-1968),飞机失事牺牲时,和警卫员紧紧拥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了导弹试验数据。毛泽东时代的科研体制也有不少优点值得总结、继承与发扬,如重点攻关,大协作,学术民主。然而是古非今是不对的,80年代固然是让科研人员过了一段紧日子,但经费增加后的爆炸式发展也不能否认。高铁、北斗、四代机、空间站、人工角膜、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量子信息、外尔费米子等都是重大的成果,不应该出于政治理念贬损它们。 对毛泽东时代前辈们的丰功伟绩我们非常崇敬,同时也应该做一些客观分析。那时的科技成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追赶型,一类是原创型。 两弹一星、核潜艇、造汽车飞机等是追赶型,就是已知别人造出了这个东西,我们想办法也造出来。追赶的难度跟原创有本质区别。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正是因为问出“如果光速在所有惯性参照系中都不变会怎样”、“如果自然规律遵从的是洛伦兹变换而非伽利略变换会怎样”,才得到了狭义相对论,为人类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真理之门,这是天才的思维方式。 提出问题之后,又有一大难关,就是你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当前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解决,能判断出这一点也需要很高的智慧。例如可控核聚变和量子计算,在物理原理上是可以实现的,但实验路径设计了好几种,每一种都有严重的局限性,将来是否能成功,需要发明新的路径还是只需改进现有的路径,都没人知道。 追赶相当于把提出问题和判断可行性这最难的两步都跳过去了。有人说原子弹最大的秘密就是它可以造出来,只要知道这一点,你就已经获得了最关键的信息,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说这些不是为了贬低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伟大成就,前辈们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我们穷则穷矣,其实不是那么“白”的,后文详述)发挥了很强的创造力,做出了许多新的科学发现,如于敏的氢弹构型。两弹一星能造出来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但绝大部分国家还是造不了,正是因为他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追赶的位置,原创是必须要走的路。 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说:“原来,我们曾经是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别人在前面,我们奔着他去。现在,我们接近了,甚至在某些局部平行或超越了,这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在这种没有明确跟踪目标的情况下,创新的难度同以前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认为,应对这样的挑战,核心就是要加强原始创新。如果说以前我们对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关注与投入还很有限的话;未来,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这些领域,加大对基础科学原理的深度理解与突破。杨伟的这些观点十分中肯。 此外,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成就还不只是追赶,而且是仿制,如歼-6仿制的是米格-19,歼-7仿制的是米格-21,红旗汽车仿制的是1955年型的克莱斯勒高级轿车。就连原子弹,苏联都给我们提供过模型呢。当然模型跟飞机汽车的实物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苏联后来撤走了所有专家,拿走了所有资料。仿制也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干的,印度有好几个国家的飞机,却仿不出来。但无论如何,仿制总比没有实物的追赶又容易一大截。中国的飞机设计,长期有一条原则“吃透原准机”。那么问题来了,没有原准机的时候怎么办?美国、苏联设计新飞机的时候,又靠什么原准机?直到歼-10才逐渐摆脱了仿制,歼-20是又一次惊艳亮相。在落后时仿制是必经之路,但把仿制的成就吹上天,同时又把现在原创的成就踩入地,那就不对了。 再来看毛泽东时代的原创型成果。合成牛胰岛素、提炼青蒿素等确实很了不起,但从更高的标准看来,美中不足在于这些大都是点状的突破,没有开创一大片新领域,引出一整套思想、方法、技术。达到这个程度的成就也有,如冯康的有限元方法,但可惜是跟外国科学家平行开创的,别的国家并没有受到他的太多影响。在这一点上刘耀阳有类似之处,许多人说他的层子模型相当于盖尔曼的夸克模型,但没引起国外的注意。不过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还是点状的突破更多。 其实正因为那时成果比较少,所以才把每一个难得的成果都大加宣传,写进了课本里。而现在成果太多了,课本里写不下,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也大部分转到科技之外去了,所以对有些人造成今不如昔的错觉。因此我想对这些朋友们说:我完全理解与支持你们对腐败与社会不公的道德义愤,不过请不要因此影响对科技问题的客观评价。 近代以来的大图景 基于前面的论述,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史可以描绘出这样的图景:中国在解放前处于农业社会,科技水平比先进国家整整落后一个时代。民国时代开始引进西方的学术体系,搭起了框架,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研究成果还是很稀少的。而且国家处于战乱之中,即使有成果也难有应用的机会。毛泽东时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和平建设,把已有的人才组织起来,并培养了大量的年轻人,通过接受援助和重点攻关,在一批战略项目上取得了突破,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文革时对许多科学家的不公正对待,是对我们有限的人才的巨大浪费。改革开放初期,旧的体制已经过时,新的体制由于投入不足而运转不良,自主创新经历了一段低潮期。不过由于技术引进,工业生产水平还是在不断提高的。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自主创新意识与研发支出从90年代后期开始显著提高,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迅速进步,近年来科研成果出现了爆发。增量的增量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各个领域的增量数一数二,差距主要在存量上。目前的基本态势是全面追赶,重点突破,局部领先。外界已经在把中国作为现实的而非潜在的科技大国来重视了。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如果我们把视线再往历史和未来的深处延伸,自然就会询问:在近代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落到那时的悲惨境地?如何评价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将来会怎么样?目前的上升势头会不会延续?世界和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本文原载于作者博客,赐稿观察者网独家转载此修订版。作者主编的《大复兴》一书将收入此文,预计由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敬请期待。)
http://www.guancha.cn/YuanLanFeng/2015_08_12_330260_s.shtml
PS:努力追赶美国吧!!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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