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明广福宫是一间拥有庞杂的、不同体系神明的庙宇的同时,迄今,也很难有充份的资料证明僧人来自何方。因此亦无众评断早期僧人本身对佛教的认识水平。然而,上述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到广福宫虽然提供了僧人落脚之处,但僧人却不能单凭广福宫作长远打算,它不会极有利僧人说法传教。加上当时民智未开,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又是槟城正当开拓初期私会党争战的时代,僧人在这样的环境是否能做好对外传法和自身修行的任务?这就全看僧侣本人的佛教认识水平与性格修为。一八八七年发生英殖民地政府因和尚不守清规的传说,插手广福宫事务,便反映
这一类事件发展至极端的后果(6)。这之后,胡泰兴、许武安、邱天德、许森美、谢德顺等二十名由英殖民支持的商绅理事,委任了来自福建鼓山的妙莲长老为新住持,也曾引起不满。一方面旧僧向总督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投诉,反对被辞退,但申诉被拒,另一方面,也有私会党干涉此事(7)。因此,到了十九世纪未,这样的事件,不能不催促著真正有心南下传法的僧人在条件俱足的时代,另作为打算。他们一方面继续保持著留在广福宫与群众传法服务的根据,另一方面,则必须另建纯传佛教的道场。一八九一年,广福宫住持妙莲长老,在亚依淡另寻土地,开辟后来发展成为东南亚佛教圣地的极乐寺,妙莲长老的决定相信即是源自本身的深切感受。(8)
不管怎样,从历史角度来说,广福宫的确为佛教僧侣的南来传播佛教,提供了最早落脚之处。它虽则一开始便不是纯粹的佛庙而归属于民间信仰体制,但它也发挥了民间信仰对佛教不排斥、反而尊崇佛教、尊敬僧侣精神。
这一间属于北马华社信仰中心的香火庙,为两百年来的佛教南传,提供了条件,也作出了贡献!
3)J.D.Vaughan, Notes On The Chinese Of Pinang, (Penang:Logan's 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 ago,1854).
4)J.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879, second impressions 1977),59页。